【掌柜日报】成都沉落千年古寺重现 证明市中心数千年未变

　　“绣于碧霄，望之如昆阆间物。”

　　刘禹锡在《成都府新修福成(感)寺记》中对这座寺庙非常称道。

　　“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，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，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”

　　“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盘龙碑首上‘大唐益州福’等文字，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，人物‘章仇兼琼’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，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，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”

　　石刻造像栩栩如生、石刻经版上的金粉隐约可见……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昨日公布，历经1年的考古发掘，位于市中心实业街30号的千年古寺福感寺日益清晰起来，此前其仅见于文献资料之中。

　　福感寺从东晋延续到宋代，一直是益州名寺，在隋唐时期最为兴盛，常有高僧驻留。唐代诗人刘禹锡赞其“绣于碧霄，望之如昆阆间物”。

　　实业街30号 暗藏成都千年名寺

　　2016年4月，实业街30号的考古工作开始推进，分开表层的钢筋水泥，运走地下泥土沙石，一些造型各异的红色砂岩、铭文铜瓦不断被清理出来。众多石刻中，一块刻有“大唐益州福”的盘龙碑首引起了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芬的注意。“这块碑还有另外一部分。” 张雪芬解释，根据碑后画像可以判断，石碑还有更多信息。带有文字的石刻，就是通行古今的密码。

　　后续的发掘中，“福感寺”、“章仇来临”等文字纷至沓来，这让考古人员将目光投向了一座在文献中时有出现的名寺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易立介绍，福感寺的前身为大石寺，唐代成都干旱，地方行政长官到这里来求雨，每求必应。因此，这座寺庙改名为福感寺。唐代高僧道宣《集神州三宝感通录》记载：“(益州)旱涝年，官人祈雨必于此塔，祈而有应，特有感征，故又名福感。” 唐末宋初，受几次大的战乱波及，福感寺逐渐衰落。

　　《妙法莲华经》《金刚经》《佛说阿弥陀佛经》……1000多件石刻经版，笔力遒劲，不少文字上还隐约能够看到一些金粉。上百件菩萨像、盘龙碑首、伎乐、天王以及装饰构件陆续出土，足以完善南北朝到唐代的佛教艺术史。出土的菩萨造像，有的只剩头部，但依旧面如满月、安详静穆，一些残存的造像则身披璎珞，只剩一半的天王造像脚踏夜叉、气势威猛。

　　经版上的“章仇” 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

　　“绣于碧霄，望之如昆阆间物。”刘禹锡在《成都府新修福成(感)寺记》中对这座寺庙非常称道。“隋唐时期的福感寺规模相当大，尽管此次只发掘了一部分，但已经可以勾勒出福感寺当年香火鼎盛的概貌。”易立说。

　　“别看现在很多都残破了，但还是能够想象出它们的原形。”考古现场负责人张雪芬说，这些造像有的建于南北朝时期，高达三四米。其中一块经版上刻有“传今福感寺”、“章仇来临”的字样。

　　“结合这块经版上的寺名和盘龙碑首上‘大唐益州福’等文字，我们基本确定了此处就是福感寺遗址，人物‘章仇兼琼’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集军政大权为一身的益州最高长官，曾在福感寺捐建佛塔，也曾捐资助建乐山大佛。”张雪芬说。

　　根据记载，章仇兼琼复姓章仇，鲁郡任城县(今山东嘉祥县)人，是唐玄宗时期的大臣。初任殿中侍御史，出为益州长史、司马。攻取吐蕃安戎城，累官至剑南道节度使。唐代高僧的传记中曾提到，当年章仇兼琼入蜀，途经剑门关时，碰上一位手持金鸡的巨人，自称是福感寺的守塔神，希望他挪一挪佛塔位置。因此，他来到福感寺将佛塔向东北移了42步。

　　福感寺遗址再次证明 成都市中心数千年未变

　　如果要大兴寺院园林，经济实力必须紧跟步伐。隋唐时期成都经济发达，文化繁荣，佛教盛行，有“扬一益二”的美誉，佛教寺庙气势恢宏。福感寺周边就有通锦桥的净众寺，不远处的下同仁路还出土过140多尊以南朝时期为主的造像，一件单体倚坐式托塔天王像更是极为罕见的珍宝。据史料记载，两晋南北朝到隋唐，600多年里，成都兴建了大量寺院，现可考其名称的就有43所。

　　还有先秦以来众多遗存

　　除了与福感寺有关的遗迹外，此次还发现了先秦墓葬80座，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。随葬品以陶器和青铜器为主，陶器器形较少，可辨釜、盆、罐、壶、尖底盏、器盖等;铜器器形丰富，可辨鼎、鍪、敦、钺、剑、刀、戈、矛、斤、锯、带钩、印章等。对于探索这一阶段的墓葬面貌和文化属性、族群构成、先秦成都城的方位变迁、居址空间与葬地空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